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首先,马可波罗一家1295年才返回到威尼斯,也就是说这些航海图的绘制时间,或早于1295年,或就在这一时段,如果是抄本,至少也反映了那一时期,印度洋航海家的太平洋航海实践。其二,虽然,它们只是航海草图,却完全遵循了托勒密《地理学》的传统,其科学性和实用性很强。图上没有绘指南罗盘和恒向线,而是绘有精确的经纬线网格,这种网格远洋航海图,完全独立于中世纪的“波托兰航海图”之外,同时,它也不同于阿拉伯中世纪航海图,而自成体系,或可看作是东西航海图的融合与独特创造。其三,这些航海图对东亚和对中国、朝鲜半岛、日本列岛的描绘,不仅是阿拉伯地图中最早的一批作品,也远远领先于欧洲制图家对东亚的描绘。1500年地理学家乔万尼.拉穆西奥(GiovanniRamusio)曾说过,毛罗在绘世界地图时,参考了一幅马可波罗在中国时亲手画的地图。其四:这些航海图来自阿拉伯或波斯,但图面主要使用拉丁文,还有一部分用了汉字。这种载有多种文字的航海草图,再次证明了中世纪的印度洋航海家所绘制海图的包融性和国际化。所以,这些航海图在海图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,它们至少是阿拉伯地图和西方地图中,最早画出马六甲海峡的航海图,最早画出中国海岸线的航海图、最早画出并标注日本列岛的航海图……最早详细画出从阿拉伯至中国、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航路的航海图。

更有趣的是,这幅地图上留下了几个汉字。图右边似“王城”两字。指的应是大王之城大都。这个注记旁边还有“百万人”,下面还有“百七十”……这些明显是后加到图上的几组汉字,似乎印证了马可·波罗描述中国时最爱用的“百万”这个词。在图右侧还有一行汉字“未知之也”,这种在地图边际注明“未知之地”的注记,东西方地图上都有这一传统,它表明注记人认为中国之东是不可知之地。虽然,没有证据显示马可.波罗会写汉字,但这些汉字至少说明了此图与中国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。

那么,如此先进的完整的连通东西方的航海图是怎么绘制出来的呢?我想,蒙古帝国的扩张是一个重要因素,元朝中国并与西亚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,并且在东起日本、朝鲜半岛,西至阿拉伯半岛、东非沿岸的广阔海域建立起了多条稳定的国际航线,使印度洋航海家有条件进入太平洋,也有机会得到中国地图,并一同绘制出横跨东西方海域的航海图。这不是不可能的。

另一幅地图被研究者称为“印度洋邻近地区地图”,此图描绘的东西范围是从东非到日本,图上以特别显著的罗马数字标注了五个岛,自西向东,第一个岛看不清字,从位置上看,应当是马达加斯岛;第二个岛是“Saliqe”,为锡兰岛;第三个岛,从位置看可能是苏门答腊;第四个岛注记“jaba
diu”,意为“更远的爪哇”;第五个岛注记为“Sativorum”,意为“播种之地”,但是哪个岛,还说不清。这些岛都是古时的重要贸易港口。中国渤海对应的陆地上注记“Kampalu”汗八里。北部海面上长长的岛屿旁注记“Kipangu”,即日本。可能是日本南端的九州岛。图上最北边的一串小岛,或是日本北方诸岛。

虽然,阿拉伯人在中世纪出版了大量关于东方的地理著作,并绘制了大量的东方地图,但东西方几百年对抗严重阻碍了东方最新地理信息进入西方,所以,一直到14世纪初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出现,西方世界才又一次点燃追逐东方黄金梦的激情,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随之变为了东方探险的“领航图”。

最后说一句,几百年来,东西方都有学者怀疑马可·波罗到过中国,这些重要的航海图,尤其是注有汉字的航海图,再次表明马可·波罗不仅到过中国,而且,确实是从海路经阿拉伯返回热那亚,并为欧洲带回了重要的航海情报,或许,这些航海图太重要了,以至被深藏起来,久久不见天日,甚至被破坏、被埋没和被误解。

这5幅地图中,最值得说说的是两幅图面上若干汉字的航海图。一幅研究者称它为“北半球网格航海图”,另一幅研究者称它为“有大船的航海图”现被华盛顿特区的国会图书馆研究收藏。“北半球网格航海图”的画法,并非中国“计里画方”,而是阿拉伯式的经纬网格法。早在9世纪时,阿拉伯就曾在世界地图中使用经纬网格法,此后又消亡了几百年。13世纪中叶,经纬网格法又回归印度洋。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幅网格地图顶部格子里,有一排汉字“七”,而底部格子中则是一排罗马“VII”。此图横向坐标有20个格,每格为经度7度,全图跨度为140度。最西边绘有七个小岛组成的群岛,应是托勒密《地理学》的“西极”——加那利群岛,为零经度;最东边绘出了朝鲜半岛,也有日本列岛的影子。《马可.波罗游记》称日本为“Cipangu”,这里注记为“Kipangu”。拉丁文中C通K,所以注记的是日本。过去人们一直认为“日本”首次出现于西方地图上,是1457年问世的“毛罗地图”。这个记录或许该改写了。图中央以拉丁文注记“Sina”应是“支那”,梵语称“Sino”即古代“中国”。在中国东部渤海湾对应的陆地处,注记有“Kampalu”即汗八里。印度洋沿岸的注记有“India”,位置也较准确。此图对于欧洲和北非的海岸线的描绘过于简单。说明作者主要想表现的是人们想了解的东方和中国。

这笔宝贵的地理学财富被马可.波罗带到了当时仅限于地中海航海的欧洲,可以想见其认识价值将有多大,也完全可以推想:欧洲航海图中,不断融入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元素,或许不完全来自文字描述,很有可能,某些欧洲制图家直接见过这些马可·波罗带回欧洲的这些最新的东方航海图。

现在来说说这些航海图在地图史上的重要价值:

马可·波罗(Marco
Polo)1254年出生在威尼斯的富商家庭,17岁时远离故土,随父亲和叔叔,由陆路东行,历时4年,于1275年到达元朝大都。他在中国游历了17年,而后,由海路返回威尼斯。回国后,马可·波罗参加了1298年威尼斯和热那亚的海战,战败后成了热那亚的俘虏。在狱中马可·波罗结识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朋友鲁斯蒂谦(Rustigielo生卒年不详)。马可·波罗把自己在蒙元中国的所见所闻讲给作家朋友,鲁斯蒂谦用法语记录整理,于1299年编撰出《马可·波罗游记》一书,马可也在这年出狱,第二年,也就是1300年,这部书就走向了市场,至1324年马可·波罗逝世时,这部游记已被翻译成多种欧洲文字,广为流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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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图左边,自上而下分别注记的是“Persis”波斯,“Arabia”阿拉伯和“Aethiopia”埃塞俄比亚。图中间是“India”印度和“Oceanus
Indicus”印度洋。研究称这幅地图很可能是由马可·波罗亲自制图,地图清楚地描绘了马来半岛和马六甲海峡,看得出作者对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通道十分熟悉。但存世的这幅图已不是原件,而是后世的抄本,有可能抄本的作者又做了某些补充。

1887年意大利青年马西安·罗斯(Marcian
Rossi)移民到美国,向美国国会图书馆一箱14份13世纪的羊皮纸资料,他告诉一位历史学家这些文件继承自家族一位先人,这位先人是一位海军上将,马可·波罗本人将这些文件交给了他。罗西后来在加州圣荷西工作,有6个孩子,是一位裁缝。罗西的重孙说,“地图上的海量信息——我相信曾祖父是没有足够的学识捏造这些信息出来。”这些古文献中就有5幅据说是马可·波罗所拥有过的航海图。

1930年代瑞典历史学家里奥·巴格罗(Leo
Bagrow)在1948年第五期的《世界形象》杂志上公布了这些“马可波罗航海图”。并报导了马西安·罗斯收藏马可波罗于1295年带回威尼斯的航海图。这些航海图为人们提供了非常难得的中世纪阿拉伯的远航视野,或可再次证明马可·波罗确实到过中国,并从海上乘船经阿拉伯回到威尼斯。

蒙古帝国通过三次西征,消灭并占领了阿拉伯帝国,这种侵略破坏了业已形成的阿拉伯帝国商圈,但也由此扩张了蒙古帝国的商圈,形成了跨欧亚大陆的更大商圈,将东西方的“草原之路”和“海上之路”统合在一起。欧亚大陆的商贸活动开始出现陆地与海洋联动的局面。马可·波罗的东方之旅,恰好是陆路而来,海路而归,没有什么比他的传奇更吻合那个时代的迫切需要了。

马可·波罗描述中国的内容固然重要,但也很容易使人忽略了他回程所走海路的重要价值。事实上,马可·波罗从泉州乘船西行,经波斯返回威尼斯的这段海上游历,也为中世纪欧洲留下了重要的东方航海信息,但几百年来,很少有人进行这方面的研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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